暴力催收非法债务，换来二年牢狱生活

李世杰

律师

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为何帮别人催债却惹来了牢狱之灾？在看守所第一次见到姚某时，她对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。对于社会经验并不丰富的姚某来说，非法债务、暴力催收这样的字眼显得难以理解，但她也承认，自己潜意识里对于催收这份工作还是有些担心的，毕竟有些催收手段确实有些过分了，只是没想到仅仅干了半年不到，整个公司就被警方端掉了。

姚某在案发前是某保险公司的电话销售客服，对话务工作很有经验。因为保险公司工作压力太大，姚某一直在考虑换个工作；正好这时有个朋友联系姚某，称自己的公司从银行承接了一批信用卡催收业务，需要姚某协助管理电话催收团队，待遇比姚某在保险公司更稳定，而且根据催收回款比例还有相应的提成。

听到朋友这样说，姚某心动不已，毫不犹豫辞去了在保险公司的工作，加入了朋友的公司。入职以后，朋友负责拉业务，姚某则负责培训催收人员话务技巧；起初，催收效果并不好，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做催收这种事，打电话都客客气气的，被催收的人接到这样的电话要么含含糊糊说很快就还，要么直接就把电话挂了，这样的效果让甲方很不满意。

出师不利，姚某便开始和朋友反思催收效果不好的原因，最后一致认为是催收不够死缠烂打，没有让对方感受到心理压力；找到问题的“症结”后，朋友和姚某开始主动学习所谓的催收技巧，并逐渐形成话术和攻略，传授给下面的员工，逐渐地公司催收的力度越来越大，催收的各种花样层出不穷，不少欠款人不堪骚扰选择还清债务，公司的效益也越来越好，在圈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

很快，一批网贷公司主动找上门来，要求和姚某所在的公司合作，并承诺返点比银行更高。在利益的诱惑面前，人往往很难保持清醒；姚某的朋友为了赚更多的钱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网贷公司要求的回款周期更短，且利率标准只能用恐怖来形容，几千块钱的本金，逾期一个月就能翻一倍还多，而且网贷公司往往读取了借款人的通讯记录，形成催收后对借款人的精神压力更大，但面对这些可能违法的事实，姚某和团队为了更好的业绩不惜铤而走险。

开始为网贷公司做催收后，姚某和团队其他成员早把之前的礼貌用语和沟通协商抛之脑后，为了加快回收进度，往往打几个电话不接便开始骚扰借款人的近亲属和通讯录好友，甚至在电话中谩骂、侮辱借款人；碰到电话接不通的借款人，姚某公司还专门购买了几台“呼死你”设备，不间断拨打借款人的手机，让其手机根本无法正常使用。有些借款人不堪其扰选择报警，但大多协商了事，这也让姚某和团队成员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在某起催收案件中，借款人因不堪姚某团队成员的反复暴力催收选择服药自杀，虽然经抢救保住了生命，但是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，借款人的亲属气愤之下，选择报警处理；另一起催收案件中，姚某团队成员将催收电话打到借款人的办公单位，导致该单位的办公电话无法正常使用，单位负责人无奈报警。接到多起类似报警后，警方高度重视，立案后很快锁定了姚某所在的公司，并将相关人员一网打尽。

案件办理之初，因为该起案件的社会影响较为恶劣，姚某等被贴上了“涉恶案件嫌疑人”的标签；我介入辩护后，认为该案件不宜定性为此类案件，经过和办案机关的多次沟通，最终案件在移送法院时去掉了这个敏感的标签。但公诉机关仍然认为姚某等人的情节较为恶劣，社会危害性较大，建议以寻衅滋事罪对姚某判处五年左右有期徒刑。

寻衅滋事罪的量刑弹性较大，五年有期徒刑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量刑档次，对于姚某而言明显过重。我在积极搜寻姚某从轻、减轻量刑情节的同时，发现即将出台的《刑法修正案》（十一）对于催收非法债务有了明确的规定，且意见稿中对于此类犯罪的最严厉处罚为三年有期徒刑；这种情况下，我及时就该情况和承办法官进行了沟通，希望其能参照该罪名的量刑标准对姚某进行处理。法官经过合议，最终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，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姚某有期徒刑二年，姚某收到判决后也明确表示不再上诉。